他们不可能会为了自由和平等两个字而热泪盈眶，他们只会为王诩‘赏赐’了他们足够的粮食而为王诩言听计从。
像翟仇，墨壬这样已经找到理想和追求的人，在孤竹国是极少数，所以王诩将他们称为‘通灵者’。
当出现了‘通灵者’王诩就会引导他们进入人类的第二次认知变革。
那就是面对死亡。
人类的第一次认知变革，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进行的被迫行为，但是本质也是对于死亡的恐惧。
在心理学上，这叫做‘本我’认知。
而宗教，艺术，文明都是建立在‘死亡恐惧’和‘本我认知’之上的。
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能够使人不再恐惧死亡，而是面对死亡，那么人类就进入了第二次认知变革，或者说是进化。
就是孔子说的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’
‘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’
也是心理学上的‘自我’认知。
而第三层‘超我认知’，是王诩也只有概念，没有接触的领域，因为王诩从来就没把自己往一个‘圣人’‘神人’的方向要求。
但是毕竟这样的通灵者是少数，但是这样的少数，可能会决定孤竹国未来的命运。
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多巴胺的分泌，让族人得到归属感，王诩还是觉得需要从物理层面催生。
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
在辽阳战役中，利用东胡妇孺的四面楚歌的精神攻击，减少了大量的损伤，就证明了，即便是野人，音乐也会刺激他们的多巴胺分泌，同样会被影响。
但是只要能够被影响，那就很容易产生共鸣感。
当个体沉浸在群体形成的共鸣感中，就会产生归属感，这就是族群的第一步。
让这种多巴胺导致的生理上的愉悦感，与‘孤竹’这个抽象化的精神符号绑定在一起，那么孤竹族就产生了。
用商业角度解释，就是一种捆绑销售的模式，类似于把钻石跟婚姻捆绑在一起。
后世当人们提起钻石，就会想起婚姻。
现在王诩想要当孤竹人感受到快乐，兴奋，上瘾等多巴胺分泌导致的生理愉悦产生时，就会想起孤竹。
这样久而久之，孤竹对于所有人来说，就是‘愉悦’的象征符号。
当外力想要打破这种‘愉悦’，就会引起所有人的愤怒。
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原始形态。
但是由于音乐细胞，没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适应鼓点，有的人适应拨弹，还有适合音律的。
就像是很多优秀的吉他手，却是音痴一样。
这样一来，为了能够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利用音乐来刺激多巴胺分泌，就需要制作很多乐器。
从古至今，制作乐器的手艺，都是跟宗教和王权绑定在一起的。
各个宗教的宗教乐器，还有华夏文明中的礼乐，都是一样的高不可攀，通俗乐器也都是某一个宗教或者礼乐因为政治因素淘汰后，才流入民间的，比如以前只能在宫廷表演的，出现过卫子夫，赵飞燕等着名舞者的汉舞，在五胡乱华之后就流入了民间，甚至成为坊间勾栏之舞。
乐器也是如此，周朝的礼乐，以编钟为首的‘金石之乐’随着王权的易主，各种政治需要，最后被汉朝的‘丝竹之乐’取代。
那编钟这类的金石之乐的铸造限制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，甚至连民间都可以私铸，要是放在先秦，是夷三族的重罪。
不过编钟由于制造成本太高，最终被慢慢淘汰了，像曾侯乙钟后世利用工业时代的技术才勉强能够复原，足以见先秦时期这类乐器地位，和工匠技艺之高超。
天生就通乐理的人本身就是少数，拥有绝对音感这样的天赋的更是万中无一，只有拥有了绝对音感，才能制作出标准的乐器。
后世的调音师，就有一种说法‘老天爷赏饭吃’。
孤竹国有一个绝对音感的天才，就是墨怜，但是王诩舍不得让她去做乐器，毕竟国中大小事务离不开他，后来在东胡的祭祀有几个天才，但是他们制作的乐器都是用石头和兽骨，而且他们掌握的音律并不是华夏正统五音。
后世音乐受到西方文化影响，习惯了‘哆瑞咪发嗦啦西’的七音阶，但是华夏通俗的五音是指‘宫商角徽羽’。
看似少了两个音，但是实际上，华夏五音拥有变音，变宫、变徵，也是七阶音，而且从贾湖文化骨笛的出土文物来看，华夏在8000年前就有完整精准的七阶音，甚至还有少数八阶音骨笛，比西方可能要早上几千年时间。
所以王诩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摸到一把正经的古琴，之前在辽阳城里倒是想要找王贲要一件，但是后来碍于面子放弃了。
毕竟一个看似兵强马壮，富裕无双的孤竹国，连一把琴都拿不出来，确实丢人。
但是能够造乐器的匠师真的太难找了，墨奎那个半吊子大巫虽然弄出来几个青铜礼乐大钟，但是音实在是太不准了，除了能响之外，没有任何悦耳性，偶尔敲一敲提神醒脑，时间长了，真的是一种噪音了。
别说刺激多巴胺，可能连求生欲都被刺激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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