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路村上启作第三十九师团配属池田支队，于随县正面展开，他们开始进攻，引诱国军和他们决战，以便于迂回部队的包抄。中路部队是稳步推进，一旦北路和南路合围成功，中路日军立即高速突进，全歼包围圈中的国军主力。
如果日军的作战方案成立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驻扎在随县以西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。
事关第十一集团军，莫敌和唐如儒们的注意力集中了许多，第十一集团军下边两个军，一是莫树杰的八十四军，一是刘和鼎的三十九军，八十四军是广西的子弟兵，三个师长分别是钟毅、张光玮和凌压西，随便那个，都与莫敌关系非浅。三十九军虽然不是广西来的子弟兵，却与广西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三十九军是在56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，56师第一任师长就是合肥人张义纯，同是合肥人的刘和鼎任师参谋长。抗战暴发之后，刘和鼎从福建挥师北进，在上海战场徐州战场浴血奋战。武汉会战后，三十九军先是归属二十一集团军，后又归属十一集团军，刘和鼎除了担任三十九军军长，还从二十一集团军副司令改任十一集团军副司令。
去年随枣大战，十一集团军浴血奋战，死伤累累，今年，又成了战役的中心。
在靳同轩的地图上，莫敌李柏成靳同轩正在认真的推演，不远处的唐如儒和韦永成坐在躺椅上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风凉话。
“所谓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就是针对天纵这种人而言的。”韦永成说。
“我问过海公子，他说他们这些军人，都有种好胜之心，喜欢先预测，一旦兑现，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如果战局的发展与自己的看法不一致，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不够，反正会去纠缠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情况，甚至会去责怪实际指挥者与参与者，以证明自己更优秀更英明。”唐如儒说。
“这能说明什么呢？”韦永成说：“有时候太聪明，上峰不喜欢的。”
唐如儒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们已经看到了黄御行（黄琪翔）长官十一集团军的危机所在，但是我估计，即使我们把消息上报，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危机，因为第五战区需要一支部队诱敌，这个诱饵的工作往往是最危险的，交给任何部队都会有人说长官部偏心，以李德邻长官的为人，只能交给自己人来死顶，所以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”
唐如儒说的没有错，第五战区参谋部在3月间就已经察觉到日军第11军有从信阳、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，4月10日，中央军委会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，指出：“对敌进犯沙、宜，应迅即预行部署，行先发制敌攻击。以汤恩伯、王缵绪两部主力，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（山）钟（祥）、汉（阳）宜（城）路之敌攻击，并由襄（阳）花（园）路、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，策应作战，打破敌西犯企图。其攻击开始时机，由战区密切注视敌情，适机断然实施，但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。”
针对日军希望与第五战区主力决战的意图，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西进不在于占领宜昌或襄、樊，而是要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第五战区主力后即行回撤，恢复战前态势。从此基础点出发，制订了相应的应战指示，以少数部队，分数个单位，向襄花路正面对敌佯动，侦察敌情，其他主力即由现地出发，速向平靖关、武胜关方面空隙地区取捷径挺进，再由该地区转南，向广水、应山或花园、安陆，压迫威胁敌军之后方根据地汉口，相机截断其后方之交通线。而以汤部之主力，即觅取敌军主力所前进之方向，尾击其侧背。
李宗仁将军是个十分智慧的猎手，他利用汤恩伯三十一集团军为诱饵已经用得十分顺手，让日军远远看到目标而忽视其它对手，形成典型的灯下黑，继而可以从容布局。
第五战区参谋部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，领会李宗仁长官的精神，制定出一套并没有太多新意的作战方案，把汤恩伯部远远的吊在后方，吸引住日军的目光，然后逐级阻截。以一部拦击正面，以多路挺进敌后，积极施行扰袭，汤恩伯部控制后方，相机先发制人，于枣阳以东或荆门、当阳地区与日军决战。具体部署是：右路：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第29集团军、第33集团军，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，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口，以主力控制于长寿店以北，伺机击破进犯日军。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26、第75、第94军，第128师和第6、第7游击纵队，依托襄河、东荆河右岸阵地，极力拒止日军渡河，消耗日军兵力。与右集团协力，在荆、当地区与日军决战。
中路：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指挥第11集团军，在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。此部为正面拦击部队，拦截不利时可转移至枣阳，与预备兵团协同，从两翼包围、击破日军。
左路：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及鄂东游击队等部，对信阳牵制攻击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向襄花路作战。
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31集团军，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待机，重兵出击。
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指挥第22集团军，暂置于双沟。
把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在地图上一标注，就听到莫敌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：八十四军此次估计是在劫难逃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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