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承晔就这么大喇喇地不管不顾，一路将宜音从寝殿带到了书房。
忙起来的时候，两人谁也不会打扰谁，架起屏风，两人各坐一头，李承晔处理军务的时候宜音便在一旁看书，或者偶尔也动笔写写字。若是李承晔处理的是朝务，有时候说一两句，两个人便隔着屏风讨论起来。
禁军这边，沈玹已经借着城防的事情着手开始整顿了，只不过朝廷没钱，到了禁军这一头，手头便更拮据了，又有里面的世家子弟掣肘，改革推进起来很是缓慢。
为着这个他也忙的不行，不过如今成了家，做什么都比以前更有干劲。前几日的时候他才面见了摄政王，今日一早去营中，就把以前的巡防策略做了调整。
王爷的话不错，江南的流匪就是世家豢养肥的疯犬，仗着世家的势，他们已经在南边成了气候。现在朝廷派了卢二郎和仪鸾阁过去巡抚，那这些疯犬受了惊，定然会有动作。
他们的动作不会对着别人，目标就是长安，一则仪鸾阁加紧了这方面消息的跟踪，似的江南与长安的消息往来不如以前那般方便，他们必然要想办法同自己的主子联系。二则，江南的火已经起来了，不往长安烧，那世家意图借江南形势搅弄朝局的计划便落空了，这不是他们的行事风格。
所以李承晔在沈玹回禀了禁军整顿进度之后，便建议他从内部入手，借着查江南与长安消息往来之由，先将禁军内部的世家子弟踢出来。
“也不必太着急，逼迫得太狠了，反而不好。先抛出诱饵慢慢往出来钓吧，能钓多少是多少，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，禁军掌管着长安城防，必须确保皇城内廷的安全无虞。”
沈玹忖着李承晔的话，心中一丝都不敢松懈，将任务安排下去之后，自己又往校场亲自转了一遍才放心。
就在沈玹加紧禁军长安巡防部署的时候，江南那边的流匪也动了起来。他们在这次朝廷派来巡抚的阵仗中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同寻常，随之负责与长安那边来往的消息渠道也被陆续销毁。
没有了长安那边的支持，这些土匪就陷入了焦灼。这些土匪的起立，终极原因还要归结到朝廷。在宣宗朝后期，因着朝廷党争，世家争权，齐家就趁机在江南大捞了一笔。
那时候因着党争内耗，国库空虚，土地税收一年比一年重，其他地上还尚能维持，但是像江南这样，每年定期遭受两场水灾，过后那土地上几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，而恰好就在那个时候，朝廷颁布了两税法。
所谓两税法，即是一改以往的丁身为本的赋税制度，变成以资产为宗。一年夏税、秋税两收，分为两次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。它代替了原先以人丁为依据的租庸调制，将原先的征租变成了征钱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，其实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
但是两税法实施的时候已经晚了。那时候朝廷因着党争，被世家瞅准时机架空，失去了有效地控制户口和田亩籍帐的能力，再加上当时边境不太平，年年打仗，军费耗费过大，各地方绕过朝廷，直接自立名目增税、摊派，而对此朝廷听之任之。
这些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对于手中的土地不再热衷，先是小户转卖给有钱的大户，后来大户又因为承担不起各种名目的土地税收，转卖给更有钱的地主，在这样一层层的土地使用权转卖过程中，价格也越来越低。这让世居江南的齐家看到了商机，他们一面授意当地地方官以军屯军需为由，更加大力地征税，另一面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收购更多的土地。
就这样，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百姓被逼上山成了流匪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宣宗四十七年，终于在齐家嫡长子齐偲在江南与读书人起了冲突，顺势引发匪患暴乱之后，朝廷才终于重视起来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江南一带几乎成了以齐家为首的世家的天下——土地是他们的，税收也敛进了他们的私库，就连江南建立起来的军屯都是世家在养。
宜音接过李承晔递过来的折子，看了许久，突然开口说：“据此看来，当年江南匪患爆发的时候，朝廷派兵去镇压的决策一点成效都没有，反而银子折进去又肥了那边的地方军。”
李承晔按了按眉心，说：“不错，剿匪只能用地方军，当时五皇兄先到江南，与土匪前前后后大小仗打了不下百次，但是越打地方官越有钱，朝廷填进去的银子源源不断进了他们的腰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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